曾国藩曾称曾国荃是福将。在湘军东征中，曾国荃率军转战湘、皖、赣等省，立下不少战功，曾在“半年之里，七迁其职”。同治元年，授浙江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二年春诏擢浙江巡抚。他先后攻克安庆、南京等重镇，与其兄同日封爵，为最终平定太平天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评说“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其弟国荃，论功仅亚国藩”。

后来，曾国荃先后担任山西巡抚、湖北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等职。1890年卒于两江总督任上。清政府闻信，追谥他为“忠襄”。

据《钦定大清会典》称：“劈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咸丰三年（1853），清廷“上谕”更是明令“武功未成者，不得拟用‘襄’字”。另据《清史稿》记载，晚清重臣中以“襄”谥号者除曾国荃外，仅有左宗棠（文襄）、张之洞（文襄）、岑毓英（襄勤）、刘锦棠（襄勤）四人。时人还把他与胡林翼、左宗棠进行了比较，说胡林翼谥“忠”，左宗棠谥“襄”，而曾国荃二者兼美。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时至今日，他都摆脱不了“老饕曾九帅”之骂名。因而，他的历史面貌、历史功绩都不大清晰，影响也远不如其他湘军将帅。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曾国荃是个什么样子？他为何背上了一个贪官的骂名？

天下第一功，换来天下第一谤

曾国荃当初带兵出征，主要原因是为了“赴兄急”，也就是为了解救被太平军围困在江西的大哥曾国藩。这中间，他凭着5万疲惫之师阻挡了太平军60余万援军长达46天的反复攻杀，并为了独享打下南京这“天下第一功”，他连续拒绝曾国藩和朝廷派来的援军，仍以长围久困、掘地道入城的铁桶战法，历时二年半之久攻克南京。

南京城破，“天下第一功”固然是到手了。然而，曾国荃却并没有享受到他应得的回报，不仅朝廷食言，没有兑现咸丰帝生前许下的“攻下南京者王”的诺言，只给了曾国荃一个威毅伯，而其他人如李鸿章、左宗棠也一样封爵；更为沮丧的是，曾国荃把太平天国的金库都搬回湖南老家了的传言瞬间满天飞。

一些野史记载言之凿凿，一如亲见。特别是《南亭笔记》，由于它的作者正是《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以反映晚清官场而闻名，更是彰显了这一传说的影响。曾国荃万万没有料到，这付出了血的代价贪到的“天下第一功”换来的却是“天下第一谤”。以至于《清史稿》都说：“国荃功高多谤。”功高者多谤，这本来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曾国荃这一“谤”由来可真可假？

说南京城里的财宝被曾国荃私吞了，没有人亲见。起因只是太平天国实行的“圣库”制度。所谓圣库，是洪秀全为了收敛财物金银的一种制度。然而，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理，圣库不是静态的，更不是只进不出。10年中，这座圣库的命运前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常和不正常的消耗，很快就使圣库成为一个入不敷出的空架子。

南京陷落于太平军后，被困在城内的张继庚混入太平军内部，潜伏了几个月时间。他写信给江南大营统帅向荣报告过圣库的情况。在第一封信里，张继庚说，太平军刚刚占领南京时，运了大批的银两藏在圣库，一共有1800余万两，几个月后，就只有800多万两了。可见圣库消耗挥霍之速。因此张继庚催促向荣赶紧攻下南京。在另一封信里他说道：前九月时，伪圣库尚存800余万，现只存百万不足。这说明圣库在咸丰六年的天京事变前，即已严重匮乏。

在太平天国后期，圣库已名存实亡。“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这也就是为什么诸如陈玉成、石达开等太平军将领降清或被俘后都没有提到“圣库”的原因所在了。

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后供称：天京事变后，“国库无存银米”，他只好拿出自家的粮食救济难民，部队没有给养，他只好又变卖家中女眷的首饰。同治二年苏州告急，李秀成欲离天京前往赴援，洪秀全及朝臣令其“助饷银十万”。所谓南京城内的财宝可知一二。

所谓曾国荃“于此中获资数千万”也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想象之数。嘉庆十九年，清朝户部库存银为1240万两；道光三十年，库存800余万两；咸丰三年，库存仅仅20余万两。“数千万两”这一数字是当时大清帝国国库储备的数倍乃至数十百倍！这可能吗？究其实，关于曾国荃于南京一役中获财数千万一说，完全是出自李伯元等人“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言。《曾国荃全集》的整理者梁小进先生也指出，近百种晚清至民初的笔记史料中，李伯元之前的笔记均未发现有关曾国荃大量侵吞太平天国财物和金银之事的记载，李伯元《南亭笔记》系记此事的第一家，但并未交待所闻的出处。其后徐凌霄、徐一士的记载与李的记载基本一致，亦未交待出处。那么，换一个角度，倘若真如他们所说，曾国荃发了横财，那么，这笔横财在哪里呢？

曾国荃的侄女、曾国藩的满女曾纪芬曾在《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中说:奉曾国藩之命，邵位西的女儿“拜欧阳太夫人为义母，暂居署中。其女以其逃难时衣中所藏珍珠一粒为贽。此珠旋以赠忠襄夫人。忠襄夫人尝有累金珠花一副，为部将某回乡后所献，号为珍贵。此外所藏器玩，无非玉瓶、如意之属，亦未见珍奇异常之物”。

与此同时，向来直爽痛快、不吝钱财的“九帅”战后不仅没有发财暴富之相，反而多次在家信中表达了经济窘迫之状。

同治九年、十年间曾国荃数次给大哥写信:“弟向未留剩活钱而用度日繁，亦渐有涸竭之意。”又在给曾纪泽曾纪鸿兄弟的信中表示:“近又知，钱也者，不可须臾缺也。可缺非钱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钱，恐惧乎所不钱，一字不差。昔年浪用，自以为得意，今知其非也。”对当年出手大方表达了悔意。

梁小进说，曾国荃在家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兄甚至侄儿哭穷，不大可能是“作秀”:一来不合曾国荃的性格；二来瞒不住也不必瞒哄家人。虽然这中间曾国荃闲居了一段时间，但其时距战后不过7年，况且做过近两年的湖北巡抚。

到了光绪年间，曾国荃甚至还表达了“做官完账”的急切心情。光绪元年（1875）五月初七日给曾纪泽写信:“千辛万苦，乃得此处，虽撙节用之也，年可省出八千两完账。”五月十三日再次给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写信说:“八年闲居......负欠如山海......”六月十五日又对他们说:“郑小山先生昔在此住六个月之久，亦为省钱与应酬起见，可见英雄所见自古相同。”十天后，又说:“惟晓亭所欠之项，陆续要取偿，余所欠各处之项，自当相其缓急先后，次第以完之耳。”到了七月十七日他告诉曾纪泽:“余用度极撙节，大约今年可剩万五千两完账。借账完账，以无利之账清有利之账，以可久欠之账完宜亟完之账。如此周转，究系正办......”一代名将，落到“以无利之账清有利之账”的地步，怎么可能是一个曾经“暴得横财”之人呢？

光绪二年六月初六日曾国荃在回复曾纪泽的信中谈起了经验:“乞退不可太早，亦不能不想做官完账，此中全仗有机缘，否则不敢冒昧率尔径行，且熟思定妥再详复信与侄也。”

巨大的家庭财政“赤字”，需要“做官完账”，以至于对当年过早乞退的后悔，无疑不是故意放出的烟幕弹。曾国荃若真从南京“获资数千万”，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即使日掷千金，也不可能落到如此地步。

后来，曾纪泽的儿子得了白喉，要钱治病，他都不敢向这位九叔借贷，而是写信给左宗棠，托他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300两银子。

作为一代名将，曾国荃贪名的由来其实非常值得我们今人深思。

当然，曾国荃的贪名其实也是咎由自取。

第一， 贪功使气，喜好张扬。

前面说过，曾国荃出山，与乃兄曾国藩把剿灭太平军当成经世的事业不同，他的动机有二。一是为了“赴兄急”；二是因科举不顺，故而想别求出路，以补偿他久试不中的不平。

曾国荃并非正规科班出身，他的“优贡”不算科举正途，在功名上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意味，也正是这样，使得他也没有一般科班出身的士大夫那般的道德约束。因此，他行事上不仅贪大求奢，手笔宽博，而且我行我素，毫不在意外间议论。咸丰九年（1859）曾国荃即开始在湖南老家修建房屋，名为“大夫第”，宅地总面积约13万多平方米，长600米，宽230米，规模宏丽，“俨若城市”。乡人浮议。

曾国藩也一直不断地敲打曾国荃，提醒他注意自己的声望。但这些话对于曾国荃来说，都是耳边风。“外间訾议，沅自任之。”一副慷慨担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之态。

第二， 不拘小节，做事太拙。

“少负奇气，倜傥不群”的曾国荃还是一个不拘小节、做事太拙的人，太过露财，容易贻人口实，遭人忌恨。

咸丰七年，曾国藩就听传说省城中高丽参为九大人买尽。一打听，果有其事。南京城中传说，曾国荃花800两银子买下几张信纸。这传说，曾国藩也听说了。这些事实说明曾国荃确实是一个出手大方又不拘小节、做事太拙的人。对于这一问题，曾国藩也指出过。同治三年五月十五日《致沅弟》云:“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再加上曾国荃做不到如老兄曾国藩近乎刻薄式的清廉自守，人们对他的指责更有了合理的想象空间。

曾国荃为官二十年，六年湘军统领，七年两江总督。根据湘军制度，营官月饷50两，办公经费150两；统领自带一营，除本营月饷照发外，统带万人者，每月加饷银300两。曾国荃身为统领独当一面，月入1700两不算为过，一年是20400两，六年下来便是122400两。七年的两江总督，“督以两江为最，一年三十万”。正规收入就有210万。此外，他还担任过湖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曾国荃的财产完全可以说得清的，并非来源不明。

赵烈文更是直指要害，他在事后与曾国藩谈论时说:“沅师已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师耳。”“沅师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实子女玉帛无所与也。”

还有一证，亦可以证曾国荃的清白。曾国荃在任湖北巡抚时，弹劾总督官文挪用公款。时官文势力非常大，是满人，是朝廷信任之人。如果曾国荃自己手脚不干净，他怎么敢拿此来作为攻击官文的把柄？其后官文的党羽佛尔国春弹劾曾国荃，都没敢说他贪污。朝廷并非没有明白人，否则，曾国荃为官真的贪婪，焉能久历宦海而不倒？

曾国荃贪吗？这个答案不言自明。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他几笔较大的募捐情况:同治九年，曾国荃主修湖南省城湘乡试馆，捐私银14240两，并将他在省城长沙府后街讲让堂的私宅捐为试馆岁修。同治十年，在长沙设立恤无告堂，增设义塾，立励节堂，计岁可活穷黎一千余人。并从盐局、厘局每年酌拨经费协济。同治十一年，曾国荃捐义谷一千石入湘乡二十三都社仓，一千石入二十四都社仓。光绪三年，首倡捐廉赈灾，并劝官民捐输。光绪七年，捐银二万两，重修衡山南岳庙大殿。光绪十六年，顺天直隶发生水灾，他捐制棉衣万件，提用南浙赈捐余银赶制棉衣裤三十万件，分解灾区。同年，捐义谷一千石，入湘乡县育婴堂。

END

本文节选自《后门观史》

作者刘绪义，岳麓书社出版

《后门观史》

编著：刘绪义

定 价：￥38.00

从后门看历史，可以看到历史的前门所看不到的本质。本书是作者近年来读史随笔的结集，主要围绕着历史上的一些广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文化史上一些熟悉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新的考察与分析，提出了新的观点，纠正了历史的误读，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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